「國史浩瀚，公子拾遺」
所謂「哀榮」和「飾終」是指宋代官員卒葬之際的禮令制度，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是十分重視生死的，即便是平民百姓對于喪葬的禮儀也是看的很重，更不用說達官顯貴了。
今天，我們就以「哀榮」和「飾終」為視角，來探究一下官員的喪葬制度。
因喪綴朝——官員「既薨」的高規格禮遇
所謂「綴朝」，通俗的來說就是指不上朝。其最早見于《禮記·曲禮下》：
「綴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綴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那麼，顧名思義，「因喪綴朝」就是指因為喪葬事宜而不上朝，宋人趙昇的《朝野類要》里是有記載過這種特殊的「輟朝」的：
「凡大臣等薨，皆有禮例，特綴視朝三日或五日」
說它特殊是因為并非所有大臣都有資格可以在死后獲得這種殊榮。
那到底什麼樣的官員可以有這個資格呢？
北宋前期采用的是唐代三十階的官品制度，即唐令所定「流內一品至九品，有正從上下階之制」，趙宋之初僅僅「升宗正卿為正四品，丞為從五品」。盡管許多官職的稱謂和品級在不同時期略有變化，但「三品以上」官員卒葬綴朝的資格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文武官一品、二品喪，輟視朝二曰，于便殿舉哀掛服。文武官三品喪，綴視朝一日，不舉哀掛服。然其車駕臨問并特攝朝日數，各系圣恩。一品、二品喪皆以翰林學士以下為監護葬事，以內侍都知已下為同監護葬事。葬曰攝視朝一曰，皆取旨后行。」
也就是說至少三品才有資格獲得這項殊榮！
了解了「因喪綴朝」的最低門檻，接下來就是如何舉行「輟朝」了。
「輟朝」源于唐代，而宋代的「輟朝」要遠遠復雜于唐代，一般來說其流程大致如下：
當卒葬官員符合綴朝條件時，負責操辦此事項的太常寺官員就開始議定綴朝日數和時間，呈請中書省、門下省審核后報于皇帝，最后或由皇帝下詔并指派內侍官指揮太常寺具體執行。
太常寺
當然，這只是一般規則，遇到特殊問題當然需要特殊處理，而這里的「特殊問題」就是指死的三品官員還有沒有其他身份，比如是否是皇親國戚之類的。如此一來，一般規則就又要細分為兩大類：
一、對皇親國戚的特恩
官員卒葬時，先由皇帝下綴朝詔或敕令，再由太常禮院官員議定綴朝日數和具體時間。比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駙馬都尉石保吉卒于京師，真宗不顧天色已晚，而急往視喪，并下令廢朝三日。
二、普通官員卒葬
普通官員卒葬時，朝臣或禮官依照輯朝禮例呈請皇帝批準綴朝，其后經由太常禮院官員議定綴朝日數和具體時間，這是宋代官員藉卒綴朝的主要程序，宋初承習唐代輟朝制度，凡三品以上官員薨卒及葬，一般先由禮院奏請綴朝，然后經朝廷指揮施行。
關于「因喪綴朝」的基本情況大致就是這些，哦，對了，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點——輟朝日數。總不能無休止地不上朝吧！
太祖前期，政權初步建立，制度尚不完備，官員卒葬綴朝問題主要是承襲唐代事例，綴朝起始時間和綴朝日數并未形成定制。另外，建隆至乾德年間卒葬的官員大多為五代士官，凡有重要官員薨卒，一般都會奏準綴朝一日或二日。
另外，從《禮院例冊》的記載來看，宋朝在唐代「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一日」 的綴朝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變通，規定：
「文武官一品、二品喪，綴視朝二日，文武官三品喪，綴視朝一日……然其車駕臨問并特綴朝日數，各系圣恩」
據此可以推定，一品、二品官卒葬綴朝二日，以及三品官卒綴朝一日應該是宋代禮法規定的綴朝日數。
舉哀與掛服——關于皇室的祭奠禮節
在古代的官僚社會中，舉哀與成服也是帝、后、太子等三宮之主奠祭薨卒人員的重要方式，至宋代則進一步發展成為「舉哀、掛服」，時人亦多以「舉掛」稱之。所謂「掛服」是指宋代帝、后等人在為薨卒人士舉哀時，不再如前朝那樣嚴格地真穿喪服，而僅是在施行舉哀儀禮時象征性地將素服暫時地披掛在身上。
在傳統喪儀之中，「舉哀」者通常要有兩個哀悼行為，即哀哭與掛服，此處僅指換穿喪服，皇帝等人亦不例外。 由于宋代皇帝為薨卒臣僚舉哀之時間一般較短，在儀式中皇帝真正哀哭的成分逐漸減降，而「掛服」至少還能象征著舉哀行為的正在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素服舉哀」。從皇帝情感投入程度來看，北宋前期的素服舉哀還屬于傳統的成服舉哀范疇，無論是舉哀儀式的隆重程度，還是皇帝在儀式中所表現出的哀悼之情，都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皇帝等人是真正地在為卒者「掛服」，只是喪服完全改為素服而已：
「皇帝、皇后、太子為五服之內皇親舉哀……皇帝為內命婦二品以上、百官職事二品以上喪，官一品喪……皇太子為三師、三少及宮臣三品以上喪，并一舉哀而止。其舉哀借素服。皇帝舉哀日，內教坊及太常并停音樂。」
在某種程度上，「素服舉哀」也是一種形式上的化簡，正如上文所言，在真正的儀式中，「哭喪」 其實是比較耗費時間的，再者，雖然每一個人都會假笑，但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假哭，皇帝也是人，也不是專業的演員，萬一當場沒哭出來，這就很尷尬了！
所以，綜上來看，素服正是皇家對待已故大臣的祭拜禮儀之主體，這種鮮明的減降式的變化，不僅是宋代官員卒葬制度的重要內容，也可視為宋代民心政俗之變的重要反映。
總結來看，宋代重要臣僚卒葬后，皇帝是否為之舉哀既與卒者之官品高低和薨卒之時間密切相關，也同其與皇帝之間的君臣關系和受到的尊崇程度有關。許多重要大臣諸如王掛、王安石和司馬光等人因薨卒于神宗大祥之內，哲宗皇帝皆依「以重包輕」的喪禮原則沒有為之舉哀成服。
御賜碑額——留得生前身后名
除了上文提到的「輟朝」以及「舉哀掛服」以外，有宋一代，還有一種更為特殊的紀念儀式——御賜神道碑。
御賜神道碑碑額，是宋代褒獎卒葬臣僚的一種方式，也是宋代政治運作中的一種特殊現象，約始于皇祐年間仁宗篆賜王曾和呂夷簡碑額。
宋代時期，不僅御賜神道碑額數量較多，而且參與篆賜碑額的皇帝亦多于其后的各朝代。 宋代御賜碑額在形制和內涵上也多有變化，諸如賜額字數在不斷增多，而碑額內容也從純粹的德義層面趨向于功勛與地位等方面。這種差異既反映出御賜碑額本身逐漸成為一種政治行為，也一定程度地表明御賜碑額的皇帝和碑主之間存在一種較為特殊的關系。
宋代御賜碑額大致分為
御筆
、
御書
和
詔賜
三個層次，
其核心內容則是皇帝賜以幾個特殊文字作為神道碑額的內容
，而并非簡單的某某之碑，并且字數是不一定的，以宋神宗為例：
四字碑額——「淳德守正」 呂蒙正
六字碑額——「忠勤懿戚之碑」 向經
八字碑額——「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高繼勵
十字碑額——「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 韓綺
按照宋制，字數越多則代表的含義越多，由字數以少至多，我們可以看出，其代表的政治含義就越濃重，從「四字碑」 單純的品德描述，到「十字碑」對于政治功績的贊揚，應該說，御賜碑額實際上也是皇帝對于大臣認可度的體現。
不要小看了這一塊石碑，即便不是黃金白銀鑄成的，那也有許多門道，和上文說到的「輟朝」一樣，御賜碑額也是有講究的，在宋代，御賜碑額大致分為三種——即刻御賜、追賜、乞賜。
所謂「即刻御賜」
，就是指大臣死后，皇帝立刻給他御賜碑額。例如皇祐四年五月，名臣范仲淹卒于徐州，仁宗聞卜「嗟悼者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至十二月既葬以后「帝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
所謂「追賜」
，就是指大臣死后一段時間了，皇帝想起來就會給他追加賜封。宋代，有不少碑主是卒于麽所或延途，諸如寇準、曹利用、狄青和趙汝愚等人，追賜碑額則意味著朝廷對他們舊有之「罪」 予以平反并推行相應的褒獎和尊崇待遇。例如，李繼隆卒于景德二年二月，至皇祐三年九月，仁宗詔賜其「神道碑額曰‘顯功」，此時李氏已經去世五十年了。
最后是「乞賜」
，和上述兩個不同的是，這種御賜是求來的。乞請御賜碑額通常是在卒者既葬若干年以后，墓碑未立或碑雖立而無辭的情況下，一般是在卒者之子為乃父乞立神道碑之時，皇帝往往會因其子嗣的泣請而念及卒者舊日勵德，在嘆嘉之余遂命人撰寫碑文并追賜碑額，這種賜額行為用意在以朝廷「假寵」勒于卒者后世子孫。
總結來看，皇帝御賜大臣碑額是趙宋朝廷褒獎大臣的特殊方式，也是兩宋官員卒葬制度的重要內容。從皇帝參與的程度來看，皇帝御賜薨卒官員之神道碑額應比皇帝為臣僚舉哀和親行臨奠之禮要容易，但事實上皇帝御賜薨卒臣僚神道碑額的做法并沒有較多地施行。 一方面，御賜碑額本身即直接地體現出皇帝對藉卒者的態度，碑額亦可以流傳百世；另一方面，御賜碑額的減少施行，正與北宋中后期的君臣關系變化趨勢相一致。
有必要指出的是，御賜官員等藉卒人員神道碑碑額，在宋代并未形成一種專有制度，僅僅是皇帝褒獎和尊崇卒葬大臣的一種特殊方式，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宋代皇帝尊重和優待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原則，御賜碑額的復雜向變化也反映出宋代君臣關系的變化等問題。
寫在最后的話
「輟朝」、「素服舉哀」以及「御賜碑額」均屬于宋代的「哀榮之典」。作為中國古代兇禮的重要內容，一般來說，哀榮之典的實施者是以皇帝、太后、皇后和太子等人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實施對象則為薨卒的皇親尊屬和中高級品官及其親屬。
從某種意義上看，以哀榮之典為內容的官員卒葬制度實施的頻度和程度，既涉及各朝的施政原則、政治氣象和君臣關系，亦直接關系到藉卒官員的終極命運和卒葬待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