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0年4月，太平天國李秀成部發起了對于上海的進攻。
如果單從上帝視角來看，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爭：
首先，太平天國在不久之前，剛剛攻下了清朝的財賦重地蘇南地區，兵勢正盛。
其次，此時正逢英法聯軍攻入天津，就連老佛爺都自身難保，更別提小小的上海了，當時的上海尚且只是江蘇松江府所下轄的一個小縣，兵少將寡，在蘇、常這樣的大城市都接連淪陷的情況下，幾乎沒有任何反抗能力。
然而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時，一個人物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戰局，他就是 吳煦。
這時的吳煦有兩重身份，第一是「護理江南海關道」，以及「蘇松太兵備道」，兩者都屬于「道台」。
「道台」雖然在清朝品級并不低，為正四品官員，但按照常理來講，抗擊太平天國這種事是輪不著吳煦來干的。
在當時想要獨立組軍，至少也得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二品巡撫，且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履歷，深受朝廷信任，這幾條，吳煦一樣不沾。
但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居然拉出了一支日后登上歷史教科書的隊伍，那就是「洋槍隊」 。憑借著洋槍隊的火力優勢，吳煦奇跡般的擊退了太平天國的進攻，守住了上海城。
吳煦的舉動不單單震驚了李秀成，對于當時的清政府而言也稱得上是一個不小的震撼。事后，咸豐帝賞其二品頂戴監督江海關，吳煦也得益于此，開啟了自己平步青云的政治生涯。
而這也不由令人好奇，道台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職務？為何能夠發揮如此作用？
如果單從清朝前期來看，道台這一官職倒是很好理解，清朝地方制度為「省—府—縣」，道台就是一個位于省以下、府以上的中間職務。
從品級上也可以看出：省的長官「巡撫」品級為從二品，府的長官「知府」品級為從四品，道台作為一個正四品，也正好位于兩者之間，微微大于知府。
道台的出現源自于明朝的「道員」，清朝入關之后，效法明制，而明朝的地方機構是行政、軍事、司法三權分立的：分別是主管行政的布政使司，主管司法的按察使司，以及主管軍事的都指揮使司。
在名義上三司以布政使為最高長官，而「道員」實際就是布政使下轄的屬官，相當于省長的秘書。
但是到了清朝，清廷為了加強中央對于地方的控制力，又為道台賦予了新的意義：例如在一些產鹽大省增設「鹽法道」，在水運大省設立「水利道」，尋常省份哪怕什麼都沒有，也要設置負責驛站的「驛傳道」，以及負責糧食收運的「糧道」。
例如在《紅樓夢》小說中，林黛玉的父親就是鹽道台，意思就是負責某一地區的鹽礦開采，販賣。可以說從這時起，道台這一職務開始多樣化，專業化，也更加的復雜化。
到了後來，道台的種類甚至有十多種：守道、巡道、海關道、鹽道、茶道等等……以及皇帝特派的道員，甚至就算暫時沒有事情可干，也會常設一批「候補道」，一有機會就急忙派上去。
在當時，這些道台的主要任務有兩個，第一就是為皇帝斂財，道台的存在，使得全天下每一條糧道、每一座鹽礦，都繞過了可能的地方盤剝，直接向皇帝繳稅。
第二則是監督地方具體事務，道台也能夠有效的分散地方權力，并且充當皇帝的眼睛和耳朵，真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道台最早設置時，管理較為明確，它作為地方行政上下級部門之間的黏合劑，的確起到了讓行政效率提高的作用，但是這樣的功能是有代價的，那就是憑空搭建了一套懸浮于明制之上的體系，這套體系什麼時候會引爆，會造成什麼后果，這一點沒有任何人知道。
清朝時期，道台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便是「雜且繁」：它的職責五花八門，甚至可以說包攬了封建王朝的每一項事務，但是，它的分布卻又極度不均勻，有些省份關系重大，便會一口氣塞進去個十幾二十個，有些省份存在感低，甚至連一個都沒有。
道台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品級上的混亂。
道台這一職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帶有著皇帝親信的意味的，它只對皇帝負責，甚至可以繞過朝廷的吏治機構。
在雍正年間，中央集權最為頂峰時期，雍正皇帝甚至還下過這樣一道命令：那就是允許道台可以直接向自己上奏，這進而導致了與其說道台是大清國的官員，倒不如說是皇帝自己的官員。
原則上，道台是正四品官員，但在實際執行上，四品官有時候真的不夠用，畢竟道台是代表皇權的，往往一出去就是掌握一省的經濟命脈，官小了有時候真的鎮不住地方的地頭蛇們，因此在後來，便出現了道台官員掛二品和三品的例子，一些道台雖然名義上要低于巡撫，但是真正出去了，往往比巡撫還要高一頭。
但是，如此設置必然也會有其弊端，在雍正時期，經常會發生下放的道台與地方官員之間的爭論：到了地方上，究竟是巡撫該聽道台的還是道台該聽巡撫的，成了一個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皇帝不在身邊，那就是誰嗓門大誰厲害，這給清廷帶來了不少的困擾。
如果只是幾個人倒還好說，但隨著道台數量的增多，到了清中期，恐怕就連皇帝本人也無法理清其中的脈絡，整個地方上一片混亂。
其次，隨著道台數量的增多，皇帝也是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控制得了的。
在地方任職的道台往往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憑借著職務的優勢，他們往往能夠迅速洞悉大量內部消息，以此為自己牟利，一些地方道台貪污剝削也絲毫不比地方官員輕，拉攏豪紳、欺上瞞下更是家常便飯。
道台不可能人人都是圣賢，手握實權之后，是繼續給皇帝賣命，還是轉身投入官僚集團的懷抱，這就成了一個新的問題。例如年羹堯權傾朝野之時，就有相當一批道台投入他的門下，仗著和年大將軍的關系好，甚至連朝廷二、三品大員見到其都要行禮。
此時此刻，道台幾乎徹底喪失了正面意義，只剩下了一地雞毛。
既然如此，那麼是不是該考慮廢除這一官職呢？
因為，此時的道台有了一個新的用途，那就是「賣官鬻爵」。
光緒年間財政十分困難，買官成為了朝廷一個重要的擴收來源。
清朝中后期，由于財政漏洞較大，除了吏部以外，朝廷幾乎放開了全部官職，只要有錢，那都可以明碼標價的直接買到，而在此之中，道台就成為了最吃香的一個商品。
其中的理由也很簡單，道台遠離中央，既不需要承擔太大責任，又權力巨大，只要能夠混到這個位置，那就是閉著眼也能賺到錢。
除此之外，道台是四品官員，比知府還要高一個級別，說出去也算好聽，因此在這一階段，道台進入了野蠻的生長狀態。
清朝中期一個道台的售價大約是1.6萬兩銀子，如果按照米價進行換算的話，一個道台相當于如今的五百萬人民幣。
而道台的年俸祿是多少呢？答案是120兩白銀，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指望著買官靠工資回本，那就需要干上133年。
也就是說，買官如果不貪，那就是鐵定虧本，可想而知，在這個位置上的道台的貪污將瘋狂到什麼地步。
道台當中也是有好人的，例如著名的李衛就是一個買官而來的道台，雖然他的官是捐來的，但李衛確是鮮有的清官。在其任內，李衛不但體恤農民疾苦，還彈劾了不少貪官污吏，也有許多貪官折于他之手，守護一方百姓。
當然，這樣的人物在官場上畢竟是少數，更多的還是剝削百姓之徒。
到了光緒時期，御史李慈銘就曾經再度上書稱：「今則外官道員多至二品，其封皆至一品矣......得之太易，則人不知恩，予之太驟，則士無由勸。 尊卑不別，等級不明。」希望朝廷能夠廢除道台這一職務，但是，這一建議最終沒有被批準，因為此時的清廷面臨著對外戰爭的巨大開銷，如果停止買官，只能夠使得國家更為拮據，最終這起提議無疾而終。
權力也是有總數的，多一個道台，道台這一位置的「平均權重」就會弱上一分，因此，到了清中后期，經常會看見一些道台由數人兼任，甚至說一些已經在位的道台，由于貪不到錢而過得十分潦倒。
此時的道台，倒更像是一個清朝官方售賣的職場彩票，清廷只管收錢，至于到這個位置上你能不能賺回本，那就看天數了。不管你是利用這個官職招搖拐騙也好，還是欺壓百姓也罷，朝廷一律不管，形同放任自流。
所以說，在這一時期的道台，開始成建制的混亂，有的家大業大的，能夠在當地混的風生水起，而有的也只能給當地政府打打工。
以至于道台這一職務本身究竟是負責干什麼的，現在已經沒人能夠說得清了。
而讓這份混亂更進一步的，則是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結束以后，清朝被迫開關與洋人進行貿易，在此過程中，很多地方省級大員是不屑于和洋人直接打交道的，而地方也沒有外交部門，因此，不少地方都會直接選派道台去與洋人交涉。
這些道台本就是為錢而來，再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很多人甚至直接屈身愿作洋人的買辦，文章開頭的吳煦便是這樣一個人，在當時，吳煦在上海有著一套鴉片走私產業，如果太平天國打下這里，他的畢生積蓄可就全部報銷了，所以他才會拼盡全力散盡家財，雇傭洋槍隊來抗擊太平天國。
吳煦只是一個代表，在其背后，還有著成百上千同樣的道台，他們打著朝廷官員的旗號，實則行的是走私偷渡之事，但凡有人問起，便又假借執行公務搪塞過去。
事實上，到了清朝末期，這些人已經失去了監督和擴收來源的功能。
對于這些情況，清政府是知道的，但他們既不愿意做出改變，也不能做出改變。
道台是一個重要的擴收手段，朝廷只需要一紙命令，便能夠從民間吸收海量的財富，這是清廷所不愿意舍棄的好處。
其次，清晚期，朝廷對于地方的節制本身就弱，甚至很多地方要麼稅已經抵押給了外國侵略者，要麼壓根就收不上來，在如此情況下，還不如把當地的官職全賣了，至少能夠再撈一筆。
這樣做的舉動無疑于是飲鴆止渴，吏治越是混亂，國家就越是積重難返。
當時的清朝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買辦商人崛起，不少人在有了一定積蓄以后，都會選擇轉商為官。
道台或許拿不到什麼實權，但是也算是一腳踏入了政府部門，憑借著金錢手段，這些人往往可以更好地進行官商勾結。
職務能賣，也就意味著權力能賣，在電影《太極》中就有著這樣一個場景：一個道台通過給上司5萬兩白銀獲得了暫時調兵的權力，這種場面絕對不是虛構，而是真實發生的歷史。
在如此環境中，整個清朝的官僚體制開始了迅速的腐化，直至墜入深淵。
多年以后，當後來人回顧歷史時，會發現道台的權力忽強忽弱，讓人為之茫然，這其中體現的不單單是一個職務的分配失誤，它更多的是整個國家官僚體系的混亂。
參考資料：1.清史稿·
